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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

来源:本站  作者:李宗刚  时间:2018-01-23  点击:411次

  山东师范大学李宗刚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批准号:10BZW1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6年6月结项,结项等次为优秀(证书号:20160928)。

  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从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的维度加以深入阐释,还有很大的空间。本课题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民国教育体制的视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进行解读,取得了预期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共计40多万字。具体来说,本课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释。

  一是从对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为本课题的推进确立起了展开的基点。二是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凸显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尤其是从民国政体衍生出来的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奠基作用。民国教育体制确立前后,在传统文人淡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一大批接受了新式教育和民国教育的新人,则开始走向历史的舞台中央,他们利用民国政体以及民国教育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开始了革故鼎新、继往开来、卓有成效的艰辛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教育部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鲁迅主导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把小说创作和翻译纳入到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诉求之中,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三是对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进行条分缕析。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这些文学想象性书写,对民国教育健康发展有了更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力。至于如何辩证地看待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我们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又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四是分析了民国教育体制确立后,文学课程被纳入到民国教育体系中,成为民国教育法定的课程。与此同时,一些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作家进入各级各类学校,讲授文学课程,从而在民国教育体制下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艰难历程,这便使新文学由此进入了大学的课堂,因而也从根本上为新文学在大学里获得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是对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文学认同与文学传承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文学认同和文学传承与作家的早年的文学兴趣的培育分不开,他们正是从早期的国文课程和作文课程中,获得了未来从事文学传承的动力。像茅盾走上文学之路便与他早期所受的家庭熏陶和作文批语的导引有着内在关系,这促成了他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实际上,离开了民国教育体制的保障,就没有中小学作文的健康发展,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批现代作家的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小学作文写作教学,恰是民国时期现代作家诞生的摇篮。六是对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分析。随着民国教育体制的确立,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还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既为男女之间的情感和思想交流提供了条件,也为女性从事情感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源,由此催生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现代女性作家,从而极大地改写了中国文学的性别格局,保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性别上的均衡。七是对民国教育体制下的作家影像及他者建构阐释。随着民国教育体制的建立,文学获得了独立的社会存在价值,作家同样获得了独立的社会存在价值,至于作家的影像则成为人们想象性建构的对象,承载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同和皈依。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文学现象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它与民国教育体制的密切关系。鲁迅、朱自清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便是其中的典型。

  对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民国教育体制,过分拔高其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否则,我们就难以厘定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难以真正从民国教育体制这一维度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符合实际的阐释。其二,民国教育体制并不是对传统教育的全面否定,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促成民国教育体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三,民国教育体制固然为大学教师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但同时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定的抑制。其四,民国教育体制并没有培育出一批民国体制的拥戴者,反而在体制内造就了一批民国体制的反叛者,这恰是民国体制、民国教育体制以及民国教育的悖论之所在。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该成果自觉地将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内容、创作形式等纳入到民国教育体制内加入审视,并将其相互关系的解析始终建立于具体的人与事的个案之中,考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内在机制的互动关联和影响,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革新了既往研究的格局,形成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结论。其二,该成果通过对一些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并将其纳入到民国教育体制的视野中加入阐释,勘探出了一些既往学界人士习焉不察的新论。其三,在方法上,该成果既注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审视对象,又注意根据对象本身的特殊性采用文化学、社会学、美学、教育学的方法,从而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信性。